周虹伶福泽人间 “能捐献是福气”(光华人生)

报导:黄諠丽
摄影:卢淑敏

周虹伶小档案:
· 吉隆坡人,从小在安顺长大,现为一名专业主持人,同时也是网络电台《榴梿台》志愿广播主持人。
· 曾在2002年至2004年,在国营电视台担任《大马早安》(Selamat Pagi Malaysia)节目主持人。
· 2006年获颁雪州杰出青年奖(义工领域)。
· 2008年获《The Malaysian Womens’ Weekly》杂志颁予杰出女性奖(教育与公共服务领域)。
· 2011年获首相拿督斯里纳吉颁发年度国家杰出青年奖。

佛语有云: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而捐献器官让备受病魔折腾的另一人,拥有活下去的机会,也是遗爱人间的一种救人方式。

只是捐献器官并非每一个人都能坦然接受,也并非每一个人可以说捐就捐,《我把肝脏捐给了一位陌生人》作者周虹伶,两年前毅然捐出了她唯一功能正常、60%的肝脏,因为她要救一个已患上末期肝癌的13岁女生——李安祺。

她们之间,是陌生人。

现年31岁的周虹伶,蓄着一头短发、外表靓丽,是一名专业主持人,同时也是一名社会义工。平日除了忙碌于正职工作,周虹伶也身兼青年企业与农基俱乐部副主席及网络青年组织主任职务,在2010年获卫生部公共意识行动委员会委任成为委员之一,任期3年(2010-2012年);同时也是青体部全国青年咨询理事会受委委员(2011-2012年)。

周虹伶父母在其4、5岁离异,年幼的她之后随父亲在安顺生活、成长。为了让周虹伶掌握英语,其信奉基督教的姑丈经常带她到教堂礼拜;升上中学后,周虹伶发现佛教教义博大精深,并非像平常看到的烧香拜拜的表面仪式,也因此经常翻阅佛教刊物,偶然之下阅读了一篇《捐赠的喜悦》,从中启发她想要捐赠器官的念头,也付诸行动成为捐赠者其中一人。

那一年,周虹伶才13岁。

“那时候我也不大清楚要如何成为器官捐献人,就写信给报馆询问,也有收到回复,包括可以到马来西亚肾脏基金会(National Kidney Foundation of Malaysia)填表格申请等等,同时也有到其他相关器官捐献登记组织申请。”

“因为很少人知道捐赠器官的意义,我就不时在学校布告板上张贴相关捐血和捐赠器官的文章和海报,后来转到男女混校念高中三的时候,就办了一场大型的捐血与捐献器官醒觉活动。”

周虹伶一直默默耕耘,尽管事半功倍,支持的人也不多,她仍积极推广和鼓励人们填写捐献器官卡,风雨不改。

15年后,即2008年年杪,周虹伶收到一封转发电邮,刚开始她以为只是需要O型血液,后来才知道是需要捐献肝脏,经过检验之后,周虹伶是合适捐肝者之一。

本着救人心意,她毅然决定捐肝,即便她并不认识迫切需要肝脏移植的病患;向来自主的她,也曾经因亲友的反对和劝告产生退缩的念头,后来因朋友一句“能捐献是你的福气”,让其捐肝的心意更为坚定。

“在新加坡那两星期,他们(医生)要重新再做仔细的检查,我也是在那时候才知道自己右边的肝脏体积比一般人大上20%,功能正常;但左边的肝脏则早已经萎缩,没有任何功能。”

她开玩笑地说:“那时候就这样每天抽血,包括X光扫描、电脑断层扫描(CT Scan)等等,过后也必须见精神科医生进行评估,确认我是在正常的精神状态下作出捐肝的决定;操刀的医生也会详细讲解手术风险,包括会留下‘马赛地’疤痕等等。”

“他说在生者因捐赠肝脏而死亡的机率是1至1.5%,就是每100人中有1至1.5人会因此而死亡,后来才知道肾脏捐赠的风险1:3000人,换句话说,捐肝的风险其实蛮高的,当时我还以为很低呢!而细菌感染风险则是10%至15%”

是以,医护人员在手术后都非常紧张,周虹伶也被安排在设有双重隔离门的加护病房中,个个严阵以待。

所幸,周虹伶康复进展良好,“只是没想到那‘马赛地’的标志那么大,有14寸,当时有被吓到一下,但也没觉得怎样,现在也习惯了。”

如今,周虹伶剩下的肝已长至原来的大小,尽管她曾听说即便“肝成长了”,但功能也只是捐肝后的40%,她也只是一笑置之,不以为意。

“医生有说过,将来肝会长回去的,不过那时候我好像没有问以后的肝功能问题,哈哈!”

说到捐肝后的生活有何改变,周虹伶突然大笑地说,上厕所的次数多了!

“之前是没怎么察觉,后来发现不能吃太油腻的食物,不然跑厕所的次数就多了,这样也好,我以前可是很少上厕所的呢!”

不过,她也坦言,由于手术后伤口仍不时会隐隐作痛,因此常会下意识的双手环抱着肚子,保护那大大的“马赛地”标志。

“我在手术4、5个月后出席一些活动,大家都不懂这件事情(捐肝),打招呼时少不了拥抱和碰撞,那时候伤口还没完全痊愈,稍微的碰撞到就会很痛,虽然现在已经好了,但这下意识的动作还不时会出现。”

佛教徒也斋戒

信奉佛教的周虹伶,也对其他宗教的兴趣甚浓,翻阅各宗教经书是家常事,《可兰经》便是其中之一。

原来,周虹伶早在念学院时期就已开始学习回教徒进行斋戒,以表示尊重,10多年来不曾中断;但自2009年之后,便没有进行斋戒了。

2009年1月,年仅13岁女生李安祺接受周虹伶捐肝后,健康状况一度趋向好转,奈何却在同年9月,因肺部感染细菌离世,那一天,正好是开斋节首日。

周虹伶接到通知的时候,她正与巫裔同胞一起用餐,消息令她惊愕万分。

“那一年(2009年)因为动过手术(捐肝),所以没有斋戒,没想到安祺却在那时候病逝;第二年因为胃痛,也没有这么做,今年本来打算继续的,但想起安祺,就……”

在这之前,周虹伶为记录本身的捐肝经历,已在撰写《我把肝脏捐给了一位陌生人》(I Don’t Know You But Let Me Save You),就如她所言:“那是我和安祺的共同经历”。

无奈的是,李安祺没等到这书出版,就与世长辞了。

《我》经已在2010年8月出版,书本第三页志明:献给李安祺,“我和安祺之间的联系,无法着墨形容。”

说着,乐观处世的周虹伶也不禁叹息连连。

捐献卡一年突破500张

《我》出版后,周虹伶不断收到演讲邀请,分享其捐赠器官的经历,收到的同意捐献器官卡比过去10多年来努力的总和还要多,至今收到的捐献卡已突破500张,那也只是周虹伶亲身演讲时所收到的数目,尚未包括自发填妥表格呈交的人。

“从我13岁开始鼓励人们填表格捐献器官,直到出书为止,10多年来都没有500人,这1年就有500多人。”

“以前我是有点抗拒接受媒体访问的,毕竟人言可畏,但后来想到这能有效地推广捐献器官,就慢慢放开了。而且出名一点也是好的,多一些人知道,就会有多一些人签卡,才能救更多的人。”

她说,因为有了《我》,演讲时也比较有说服力,“每一次都有人签上同意捐献卡,我就很开心了……每个人手上拿着这么一张卡,就是我的目标。”

因为反应不俗,周虹伶也多次受邀到国外大学给予演讲。

“菲律宾、新加坡也有,菲律宾是到当地一所大学的人文科学学院演讲;新加坡则是中学和国家图书馆。”

周虹伶提到过往举办捐献器官讲座的经历,大部分人听到“捐献器官”都不敢出席了,这次是亲身分享,出席人数就比较多了。

“我也有到东马演讲,他们的醒觉意识比西马人强,大部分来听讲座的都已经对捐献器官有所了解,只是来听我的分享,提问也很仔细。”

“签了捐献卡之后,最重要的第二个步骤就是通知家人,让家人明白和了解你要捐献的心意,否则万一家属到最后不同意,医生也不能勉强。”

发表演讲 鼓励加入行列

一般来说,往生者能捐出的器官包括心脏、肝脏、肾脏、胰腺、肺、小肠、胃、眼角膜、心脏瓣膜,骨骼和皮肤。

“如果捐献者是在家中去世,那他能捐的是细胞、骨髓记忆后备的皮肤。”

她说,卫生部早期并没有推出捐赠器官卡,有意捐献者多数是自行到相关的组织进行登记,再视要捐献的是什么器官而给予证明卡,如今卫生部已推出综合器官捐献卡,将捐献者同意在脑死后捐出的器官一一注明在卡上,省却携带多张卡的不便。

“不过卫生部并没有邀请我去演讲,因为我是在生捐献者,担心会影响其他人学我,这是顾虑之一。”

今年11月,周虹伶将再次前往新加坡图书馆发表演讲,继续鼓励人们捐献器官。

“安祺去世之前曾经跟她妈妈说:‘以后要像姐姐(周虹伶)一样,捐器官救人’与其说这是我的故事,倒不如说这是我们的故事,能影响到其他人也加入行列,是我和安祺为这世界所能尽的绵力。”

鼓励家属同意捐器官

尽管本身是在生捐献者,不过,周虹伶坦言,她始终鼓励往生者家属同意捐出器官,或在生者签下器官捐献卡,往生后才捐器官。

“我知道自己就是个在生捐献者,但这其中涉及的因素太多了,撇开首要的相同血型条件不谈,风险是双倍的提高,因为涉及的是两条生命,再来就是3至4倍的医疗费用,即便是手术成功,捐献者往后的健康时候会否深受影响是很难预料的,对我来说,我是还好,但不代表所有人也会跟我我一样。”

周虹伶再说,在生者捐献器官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或将引发器官买卖问题,就像前阵子中国某女子为购买ipad而出售肾脏事件,也导致非法买卖器官活动猖獗。”

她透露,在印度就有者这么一个村子,叫“肾脏村”,所有居民都只有一个肾而已。

“也许有些人会认为自己因为缺钱而卖器官何错之有?

但却没仔细看待往后的健康问题,而当中被骗的人也不少,到时候器官被拿走了,却没拿到事先说好的价钱,或被迫诱骗身边人买器官才能拿到钱等等,得不偿失。”

周虹伶也担心,不法分子为取得器官而萌生杀人之意,情况将更为严重。“器官移植的本意是为拯救生命,要是到最后变为杀人的起因,就是罪过了。”

大马万人待肾脏捐献

此外,周虹伶也不鼓励不同血型捐献肾脏,即便大马在较早前已有两个成功案例,由太太捐献肾脏给丈夫。

“因为风险肯定会比同血型器官移植来得高。”

“其实,并非是每一个同意捐出器官的往生者能够说捐就捐的,因为只有在加护病房中被证实已脑死的,才有可能捐,万一当时医院没有这些设备,也没办法捐。”

她说,除了合适不合适的问题以外,时间也是重要的因素,“器官移植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一旦错失良机,即便能捐,也于事无补。比如在沙巴或砂拉越,必须在大医院才会有以上的设备和相关仪器确保器官不会败坏。”

“我在给演讲的时候也经常这么说:‘别以为你想捐就能捐,还必须要确定在对的地方、对的时间,刚好脑死才能捐’。”

“如果所有人都同意签下死后捐献器官卡,就不需要在生者捐器官了啊!”

周虹伶也指出,目前大马等待捐献器官的病患有2万多人,当中就有1万多人等肾脏捐献,有能力者尚可依靠洗腎仪器维持,能多等一阵,但没能力者也不少。

“肺也没办法等太久,大概2、3个月,病患大都因等不及去世了,心脏一样因为有仪器可以等一等,但同样的,也必须取决于病患和家属的经济能力,像郑慧仪般刚好在第一次移植心脏却失败的同时,再幸运的等到第二个心脏,那已经是个奇迹。”

大马换心女孩郑慧仪苦等心脏年多不果,好不容易等到首个心脏却在移植后出现排斥状况,医生本以为郑慧仪无法度过危险期,幸运的是,手术后第二天再度获得心脏捐献,成功让郑慧仪活了下来。

有意在往生后捐献器官者,可到国家器官资源中心 www.agiftoflife.gov.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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